《阿凡达2》海报
动画版《三体》剧照
外星球:蕴藏无限可能
奇幻绚丽的水下景观,千姿百态的海洋生物,震撼人心的海底冒险……《阿凡达2》日前登陆影院,带领观众重返潘多拉星球,探索神秘未知的海底世界。
水之道,连接万物。蔚蓝蕴藏着无限可能,欢迎来到潘多拉星球的全新海域。这个神秘的外星球拥有奇特的地质构造,一座座云雾缭绕的山峰悬于空中。在奇幻风光中,众多奇特的地外生物陆续登场。凭借影片多年来在全球的热度和欢迎度,《阿凡达》里的潘多拉星球,成为光影世界中知名度极高的外星球。13年后,《阿凡达2》继续续写潘多拉星球的传奇,故事背景从热带雨林转向神秘的深海世界。影片精彩的视觉效果获得众多赞誉,有网友评论:“拍得好像去外星取过经。”
去年12月,动画版《三体》上线,该片改编自著名科幻作家刘慈欣同名长篇科幻小说,是三体宇宙这个国内顶级科幻IP的首部影视化作品。这部动画片上映后口碑两极分化,目前豆瓣评分仅为5.0。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该片又引发了新一轮“三体热”。
除了众所周知的潘多拉星球、三体星系外,还有许多外星球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包括《星际迷航2:暗黑无界》中的尼比鲁星、《沙丘》中的厄拉科斯星、《大黄蜂》中的赛博坦星、《星际特工:千星之城》中的千星之城阿尔法、《星际迷航3:超越星辰》中的约克城等。
《星球大战》中的科洛桑星球,是片中银河共和国与此后的银河帝国的首都,星球形象很符合许多人对未来世界充满科技感的幻想。在阳光照射下,科洛桑星球犹如一个能反射出奇特银色光芒的金属球体,“科洛桑”这个名字,即有“闪耀之城”之意。整个星球表面被城市景观及四通八达的交通网所覆盖,摩天大楼高耸入云,悬浮车交叉往来绵延不绝。
“厄拉科斯——沙丘——沙漠星球。”在《沙丘》中,人们眼中的外星球就是行星厄拉科斯的模样。这里是人们梦寐以求、竞相抢夺的“香料”的产地,人们常常用另一个名字呼唤这个干旱的星球——沙丘。家破人亡、颠沛流离的少年保罗在这个宇宙间最危险的星球与命运不断抗争。
科幻片中的外星世界,充满了人类对外星球的绚丽想象,也映射出人类对未来命运的探索和忧思。随着科幻片制作水平的不断提升,人们对外星球的想象越来越天马行空,必须借助CG技术(利用计算机技术进行视觉设计和生产)来合成。不过,从许多科幻片中总能看到一些地球上的风景。例如,《阿凡达2》中,高耸入云的潘多拉星球丛林世界在设计时就参考了我国桂林、张家界的地貌。
神奇生物在哪里?
“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我国著名书法家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描绘宇宙景观的古文,去年出现在意大利女航天员萨曼萨·克里斯托福雷蒂的社交媒体上,她在发布一组太空摄影作品时配发了上述文字。
从古至今,仰望星空时,人们常常会产生这样一些疑问:地球之外的宇宙世界是什么模样?地球之外的其他星球上,是否有外星人等外星生物存在?
关于外星人的描述,在中外科幻小说、影视作品中层出不穷。在众多影视作品中,哪个外星人给你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是《阿凡达》中的纳美人,还是《E.T.外星人》中意外走失的小外星人;是《星球大战》中的尤达大师,还是《变形金刚》中的擎天柱?
科幻片中的外星人一般分为以下几种类型:一是入侵地球的怪兽型,通常出现在外星人入侵地球、与人类大战的故事中;二是拯救地球型。在《地球停转之日》(1951)中,外星人来到地球警醒人类关心自己和地球的命运;三是不得不流落到地球的“外星难民”;四是与地球人类友好相处的外星人,小外星人E.T.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科幻片中,除了外星人外,外星球上还有许多奇特的外星生物。《阿凡达2》里,潘多拉星球上的发光生物令人印象深刻;纳美人乘着掠波翼龙、伊鲁,穿越风暴徜徉在海中;图鲲迁徙的场景配上气势磅礴的音乐,给观众带来震撼的视听感受。这种体型庞大的海洋生物上天入海,让人不由联想起庄子在《逍遥游》中所说的“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
科幻片的终极提问
人们常说的“硬科幻”和“软科幻”,主要根据科学技术在科幻片中的“硬核”程度来划分。其中,“硬科幻”指严格遵守数学、物理等科学定律的科幻故事,具有科学的合理性与严密的逻辑性;“软科幻”则不太强调科学的严谨性,有时甚至只是运用一些科技元素对影片故事进行“点缀”。
刘慈欣在科幻小说《三体》中,从恢弘的角度展现了地球文明以外的“三体文明”,并由此引出地球文明在宇宙中的兴衰史。由众多科幻片搭建的奇幻世界中,人们反复探讨人类和地球的命运和未来、外星人与地球人能否共处、地球文明和宇宙文明的相互关系等,同时也展现了剧中角色的复杂和多面,关于权术与背叛、恐惧与仇恨、贪婪和欲望、智慧和勇气、希望与梦想的一幕幕不断上演。在科幻片的外壳下,影片内核不断变化,衍生出众多科幻片亚类型,包括科幻+警匪、科幻+爱情、科幻+悬疑、科幻+喜剧、科幻+战争等。科幻片的形式和内容虽然不断变化,但是经常反复探讨的只有一个终极提问:假如科幻片中的灾难性危机变成现实,人类应该如何应对?
刘慈欣曾提出“大灾难中,拯救人类的唯一力量就是科学技术”等观点。《流浪地球》中,太阳系已经不适合人类生存。面对绝境,人类开启“流浪地球”计划,试图带着地球一起逃离太阳系寻找新家园。在动画版《三体》中,“三体人”的母星即将毁灭,殖民地球是这个遥远文明仅存的希望。为了应对危机,地球上的人类成立了最高指挥系统。该片一开篇就是令人震惊的“古筝行动”。人类在巴拿马运河两侧立起由纳米丝构成的切割网,将“审判日”号邮轮进行切割。
科幻片以人类的科学理论为基础,凸显出强烈的科学精神和忧患意识。科幻对科学的预见性和反思性,启迪人们探索更多星辰大海的奥秘,这道光将持续照亮人类的征途,宇宙探索永无止境……(徐珊珊)
原标题:《三体》动画、《阿凡达2》上映,引发人们对科幻片的热议——游目骋怀,仰观宇宙之大
东西问丨霍巍: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中新社成都1月17日电 题: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专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
中新社记者 贺劭清 岳依桐
中国西藏地区的文字出现于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建立以后,此前漫长的时段无文献可据。由于传统藏学研究主要依赖汉、藏文献和极少量的吐蕃金石、简牍材料,无法解决考古学上关于西藏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的关键性问题。经过数代中国考古工作者接力,这些问题实现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科学考古证据显示,西藏的文化和文明始终和中国内地紧密联系,为何其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日前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西方考古工作者在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有何建树与局限?中国对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最早可追溯至何时?
霍巍:西藏考古可以说是一门国际显学,在西藏和平解放前,以“藏学家”身份进入西藏进行“考古”“探险”活动,可以说是西方学者的“专利”。其中代表人物是意大利人朱塞佩·杜齐,他在西藏佛教艺术研究、西藏西部的部分遗址考察方面做出了一定成绩,但总体而言,科学性不强,比较零散、不成系统,且大部分工作以地面采集、寻访为主。
虽然西方学者曾一度开启西藏考古之门,但真正科学意义上的西藏考古工作是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后才真正兴起。以著名考古学家童恩正教授在西藏昌都卡若发掘了新石器时代的卡若遗址为标志,西藏考古进入地下发掘阶段。
这个距今约5000年左右的遗址,第一次将西藏高原史前人类生存活动的科学证据揭露于世。原来早在新石器时代,西藏高原已有定居人群。他们用骨针缝纫衣物,会种植小米(粟),制作陶器,甚至还会用动物骨头、陶器残片和远方输入的海贝制作精致的装饰品。考古工作者在获取大量科学材料的同时,提出了卡若遗址的先民与中原文化、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的问题。
中新社记者:西藏考古的话语权,如何从西方学者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霍巍:在各民族考古工作者不断努力下,中国在西藏考古学上关于人类早期文明最主要的三大关键性问题,即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这些过去西方学者很少涉猎、且缺乏科学考古材料的领域不断取得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举例来说,早期人类是什么时候踏上青藏高原这个问题,西方学者几乎无解。近几年通过中国学者的努力,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讲,距今5万年前左右,人类已经定居在青藏高原,开始了他们的文明创造。在5000年前左右,已经有了像卡若遗址这样的新石器时代农业聚落,人们在这片土地学会种植小米,随后引进了青稞。
即使是进入有文献记载的西藏历史时期,考古学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丰富着西藏历史。如我们在中尼边境吉隆发现的唐代官方使节王玄策所建《大唐天竺使出铭》石碑。这块石碑的发现是目前实证唐—吐蕃—天竺道路的唯一实物证据,比今天大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要早出一百多年。
这项20世纪以来中印交通史、唐蕃交通史上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说明中国学者利用天时地利之便,在西藏考古领域不断取得新成果。目前中国考古工作者提出的关于象雄考古、吐蕃考古、高原丝绸之路考古、西藏佛教石窟寺考古等前沿性的学术课题,已引起国际藏学界高度关注,其研究成果日益得到中外学术界的高度认同。
中新社记者:《大唐天竺使出铭》是否实证了传奇人物王玄策的存在?能否展开讲讲这一石碑的出土过程和意义?
霍巍:文献曾记载,在吐蕃时期,也就是公元7世纪左右,中印之间有一条重要的国际通道,唐代使节王玄策曾利用这条通道前往印度。王玄策第二次出使时,遇上天竺内乱。王玄策和他的副手在吐蕃松赞干布、文成公主以及泥婆罗的帮助下,帮助天竺平定内乱,完成了这项出使工作。
虽然在不少海内外的民间故事中,王玄策常以“大唐第一猛人”的形象出现,但在《大唐天竺使出铭》发现前,学界对唐代中西交往史存在诸多疑惑,无论是王玄策,还是关涉出使路线的蕃尼古道,都对其存在与否有着极大质疑。中外考古工作者曾多次探寻这条古道的遗迹,如19世纪末法国学者烈维·格里逊为了寻找王玄策当年在印度耆崛山所建碑铭的遗迹,曾经亲临实地考察,但最后却不得不“顾此山草木蔓愆,攀登甚难,失望而返”。
1990年6月,我们在吉隆考古调查期间,在当地民众帮助下,寻访到了一块宽81.5厘米、残高53厘米,悬挂着哈达、涂满了酥油的碑刻。老乡长告诉我们,当地藏族民众对这块刻有汉字的“石头”十分崇敬,认为是可以保佑地方平安的“神灵”。
《大唐天竺使出铭》碑铭局部。受访者供图擦洗碑刻后,碑上的文字逐渐显现,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用篆字书写的额题“大唐天竺使出铭”。这方碑刻虽已残损,但还残留有阴刻楷书24行,从书法和格式上都具有唐代碑铭的特点。经考证,它记录了王玄策第三次出使,是目前西藏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唐代碑铭,也是唐—吐蕃—天竺道路的重要实证。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西藏文明的轨迹始终朝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了“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
霍巍:青藏高原是地球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地区,长期被认为是“人类生命禁区”。西藏考古的科学发现,用大量实物证据打破了这一神话,并提供了早期人类为什么能适应高原、在高寒缺氧的情况下生存发展的人类学依据。
此外,西藏考古还从文化特征上,向世界展示生活在高原上的人群,如何通过他们的艺术创造,在宗教、美术、哲学等方面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成为了非常重要的西藏文化符号。
金刚亥母。刘宝成 摄通过西藏考古还让我们看到,从史前时期到各个历史阶段,生活在这片高原的人们,他们总体的发展趋势是东向发展,和内地紧密联系在一起。
如早在5000年前,卡若遗址的先民就已经和黄河上游地区发生了很密切的联系;唐代的文成公主、金城公主进藏,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宗教、文化、制度、典章、服饰和技术,促成吐蕃加速融入到以唐朝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圈;元朝西藏纳入到中央行政管辖,从此奠定了西藏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从属关系,直到明清民国都未曾改变。
这些历史事实都足以证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我们问西藏文化的底色在哪里,西藏文化的底色是在东亚文化圈,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大家庭中的一员。(完)
受访者简介:
霍巍,现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旅游学院)院长、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等职,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考古学科召集人之一、国家社科基金评委、教育部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四川省史学会副会长、四川省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等学术职务。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